放眼華文閱讀世界裡頭，副刊，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？肩負什麼樣的使命？就在剛剛過去不久的去年十二月十八日，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的會議廳坐滿了許多市民與媒體人，共同參與一場名為「華文報紙的文化承擔──廣州、台北、香港的視野交錯」的座談會。會議由作家、港大訪問教授龍應台策畫主持，齊聚台北、廣州、香港等兩岸三地的副刊主編、學者，三方對話，交流了不同社會背景下報紙副刊的過去、現在和可能的未來，在風起雲湧的當代社會發展中，替華文報紙副刊尋找一個理想的位置。　──編者

     主持：龍應台（作家，現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訪問教授）

     座談人：

     向陽（台北「自立晚報」前總編輯，詩人）

     楊澤（台北「中國時報」人間副刊主編，詩人）

     向陽（(廣州「南方周末報」文化版主編）

     柴子文（廣州「南方周末報」視野版主編）

     馬家輝（香港「明報」世紀版客席策劃）

     張圭陽（香港報業評議會義務總幹事）

     龍應台：兩岸三地、不同文化體質的學者、媒體人齊聚面對大眾，從副刊、文化版的角度來談「華文報紙的文化承擔」，這恐怕是多年來僅見的場面。在德國生活的那幾年，我發現德文報紙有一落英美系報紙所沒有的版面──副刊，這幾乎和中文報紙久遠的副刊傳統不謀而合。甚至，除了各種文類和書評、影評、藝評等評論之外，德文副刊還獨有一項行之久遠的文化政策評論。在台灣，由於政府的文化部門成立未久，所以副刊版面對於文化政策的討論剛剛起步，而在香港，最近由於西九龍文娛區的開發問題引起副刊一片討論熱潮，這種「忽然文化現象」方興未艾。對照著長期言論不自由的大陸，副刊編輯與作者們如何以其敏感的觀察在這種氛圍下發聲，表達其批判或商業掛帥副刊一直都很邊緣，最近卻因明報世紀版等對公共議題的關注而忽然文化起來的香港，不同的歷史背景正好交織出三種不同的視野，以及文化承擔。

     台北──在邊緣中，

     重新打造一個人文與生活結合的語文堡壘

     向陽（台北）：依歷史脈絡而言，當年國民黨轉進台灣長期執政，同時將中國報業中的副刊傳統，如上海「申報」等以閒趣為調的文人筆墨，或北京「國民日報」覺悟版的知識份子色彩，也帶進了繼起的台灣報紙中，但其實早在日本殖民時期，一九二○年代「台灣新民報」等在東京創刊抗日色彩卻很濃厚的刊物中即有所謂的「文藝欄」，大量刊載了五四人物如胡適、魯迅、郭沫若等人的文章，扮演著思想啟迪的角色。這一中一日，可說是台灣副刊的兩大歷史源頭。及至戰後，台灣副刊的發展大致可以有如下的分期：一開始，它是名副其實所謂「副刊」，報屁股，「中央日報」主編孫如陵說它「可大可小」──隨廣告量多寡決定當日版面大小，刊載內容除了純文學創作外，還有武俠小說連載、婦女新知等五花八門；一九五○年代林海音主編「聯合副刊」，則致力發展文學，提拔作者，刊登優秀的文學作品，確立了副刊專屬於文藝的傾向；七○年代則是令人懷念的黃金歲月，社會環境的變遷與識字率提升，使得本土意識與文化的勃興、報導文學的熱潮與外國文學的譯介都大量發生在當時的副刊上，並蔚為一股文化風潮，高信疆主編的「人間副刊」和?弦主編的「聯合副刊」可作為當時文化副刊的代表。也許，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副刊讀者最後也只能透過一些泛黃的新聞紙，甚至是電腦網絡畫面，懷念上一世紀五○年代以來副刊曾有的美好時光吧。但我肯定副刊這樣一個華文報業的傳統，當不至於全面從媒體上消失，只要還有帶著知識良心和公共意識的媒體人存在，就會看見那些在硬體之內、軟體之外的可貴心靈。

     楊澤：我在一九九○回國進入「人間副刊」服務，當時文化界的老前輩張繼高先生請我吃了一頓飯，席間他提到或許可開辦個專欄，請「三老四少評評理」，這個點子使人間副刊在一九九三年開張了「三少四壯集」的專欄，邀請七位作家每週一天撰寫為期一年的專欄，至今十一年，從「三少四壯」畢業的作家已有好幾十位。在解嚴後漸漸安定穩固的台灣社會中，「三少四壯」的開張與延續有著如下企圖：我們試圖讓為期一年的寫作讓讀者能夠認識這位作家，也藉由這些作家長期的書寫甚至回鍋再寫讓副刊寫作形成一種「專業」，累積並能夠代表屬於這塊地方這些市井的生活方式、人文價值與生命態度，這類似於英美學界所謂的「文化評論」書寫，貼近生活，讓作家成為民間學者，也讓學者成為真正的作家，讓每一個人來說故事，而讀者都能懂，副刊將成為一個無形的語文教育的堡壘。我們或可藉此對抗反智、愚民的社會傳統，也試著在女哲學家漢娜鄂蘭所說的那個永遠分裂開來的公與私、集體與個體、國家與個人中找到一個平衡點，讓我們的作家在此既能介入各種公共領域、形成「公共論壇」、「知識平台」的同時，又能夠與讀者「以文會友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