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文道這個名字，台灣人並不熟悉，但在香港、中國大陸，甚至是馬來西亞的華文圈卻是舉足輕重。這位直到中學前都在台灣受教育的香港人，十七歲開始便在《信報》文化版寫劇評，參與多種藝文活動，在商業電視台當主持人，近年來在甚至以「時事評論者」的身分聞名中國大陸。同時認同兩岸三地文化的梁文道，與我們暢談他對於「文化中國」的理想，以及他從「文化中國」到「政治中國」的思考。

    　初識梁文道，會對這位香港人的一口標準國語印象深刻，但若得知他在台灣長大，是台灣人眼中的「外省人」，或許就能理解答案。

    　中三之前在台灣受教育的他，和香港同時期的學生相比，有著不同的文化政治認同軌跡：過去接受媒體訪問時，梁文道曾言，六○到八○年代在香港這塊殖民地成長的人，很難培養出愛國心。但他卻因為接受台灣教育，而變得很愛國──愛中華民國、崇拜孫中山，縱然台灣人都視他們為外省人：「我們這些外省人很多時只會跟外省人聯絡做朋友，這群人口中的中國，是一個已經失去再也找不到的大中國，他們仍然將北京講成北平，懷念早餐食用的豆汁、聽京劇，看梁實秋那些以二○、三○年代北京作背景的書，所有思想仍然停留在民國時期，我便是一個浸淫在舊中華民國文化中成長的人。」

    　發展華文文化圈

    　直到回到香港，梁文道才發現「另一個中國」，也處在一個得以同時觀看兩岸三地的位子。在他心中始終維持一個「文化中國」的地圖樣貌，認為應該要發展出華文文化圈的概念。

    　例如，他在中國大陸主持讀書節目時，會選擇其他地區的華文作品來評論他所認為的 「華文文學」。

    　以駱以軍的《西夏旅館》為例，梁文道曾花一周的時間在節目中介紹這本書，即便大陸讀者非但不熟悉駱以軍，也買不到這本書：「我要藉著這本書發問，今日的華文小說是否就等於中國小說？」他說。

    　梁文道一直想主張文學在華文地區發展的不同，而這豐富性是值得重視的：「華文寫作在中港台和馬來西亞都發展出不同的樣貌，不論語言的使用方法和概念都不同，駱以軍的作品就是示範。」他表示，如同非洲或印度作家以英文寫小說，寫出了英文各種可能性，若從這個角度去看，駱以軍、朱天文、黃錦樹等台灣作家也寫出華文的豐富性，這必須讓大陸讀者了解。

    　梁文道認為，對偌大的大陸讀者來說，指出語言使用差異這點很重要，否則會陷入中原中心的窠臼：「大陸的中文是文言同一，也就是我手寫我口，是書面語投降於口語，所以他們寫的是口語的故事。而台灣、香港與馬來西亞的作家，追求的是書面語的發展。香港尤其明顯，因為香港的書寫和口語是不同的系統。這是大陸讀者沒有自覺之處。」

    　梁文道進而指出，使用中文的人並不一定都在大陸：「我想做的是，拆解中國頑固的中原中心和意識型態上的鍊條，這鏈條把華人、華文和中國漢人穿在一起綑綁起來。」

    　如此的觀察位子，自然和他的背景有關。梁文道表示，他在台灣認同的是一種文化中國的概念，即使回到香港還是如此，但這種概念其實只是虛無的認同，所以，當他開始參與評論中國時事的節目後，因為對中國大陸的接觸變多，對中國的政治認同開始多過於文化傳統的認同。但他坦言這樣的認同，不會出現在一般香港人的身上，因為即使香港回歸了，香港的地域觀念還是很強。

    　「香港的身分認同最早起於七○年代，在那之前的香港主體，都是大陸移民，所以只有珠三角的區域概念。」七○年代後，香港的地方認同浮現，一直到九七回歸後又被挑戰，遂又逐漸回到珠三角認同。梁文道表示，在這樣的狀況下，香港人和中國大陸的關係既遠且近。

    　過去香港人雖然受的是殖民教育，但一般香港人不會意識到被倫敦統治。梁文道說，英國在香港最高明的統治是「倫敦不曾出現過」，大部分人沒學過英國史，但知道誰是孫中山，「全世界的語言歷史學習都是國民身分認同教育的一部分，唯獨香港不是──既沒受到英國認同教育，也沒受到中國認同教育。」梁文道表示，香港人學中文與中國史，但沒有藉著這些課程把自己訓練成中國國民，學校教鴉片戰爭，就像在美洲發生的戰爭一樣，「這使香港對中國現在的民族主義有距離感，不但無法理解，而且難以介入。」

    　香港的六四情懷

    　但梁文道認為，香港是有文化中國情懷的，因此不論保釣、六四或華東水災，香港人都熱情參與。而其中，六四更具意義，尤其對三十、四十歲這一代人來說，「那場運動當年在北京發生是民主主義運動，而在香港是民族主義運動。」梁文道以音樂為例，當時北京的學生唱的是〈國際歌〉，香港唱的是〈我是中國人〉。當時香港150萬人遊行喊的口號，除了民主，還有血濃於水，「血濃於水正是會出現在身分認同有問題的地方，」梁文道指出，藉著八九民運，香港重新建立對中國的認同。

    　「我們上一代和大陸的關係很緊密，而我們這一代受殖民地教育，從小覺得大陸很窮、很亂，香港認同的對立面就是一個落後的大陸。」梁文道表示，八九後，這一代人變得異常愛國，開始談五四精神，也大講民主，連那些平常專寫風花雪月的專欄作家都突然討論起民主。但八九後，這場運動被中國政府操作成反愛國的行為，使他們感到挫折， 「愛國成了很虛無的東西，成了口號。所以今天香港談愛國是很表面化、歌舞昇平式的，說中國經濟多好、發展多好只愛中國的錢。」梁文道說。

    　而香港人關注六四，是因為切身相關。九七移民潮後，留下來的人多半都有個樂觀的願望：「假如中國真的變了，我們幹嘛還要跑？」梁文道說，六四讓他們這些人更在乎民主，因為中國的民主化保證了香港的安全，民主運動到了後來產生異變，變成所謂的「自保」。

    　梁文道在中國寫時評也出於這些反思：「如果香港民主不是孤立的，是要去影響中國的民主，就要去承認這個政治實體，承認是它的一份子。」

    　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

    　梁文道曾寫過一篇文章〈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〉，引起相當大的爭議。這篇文章以中國大陸文化發展崛起為例，論及文化人「走出香港」的焦慮。但梁文道說他並不是鼓勵出走。

    　梁文道以自身為例說明，他住在香港，參與香港活動，但寫中國的相關評論，這和他的華語文化圈與中國認同相關。

    　「我說的最後一代是，單純以香港為身分認同的最後一代文化人。既是香港文化人，也是中國文化人，雖生活在香港，但能輻射到中國。」